（二）清洁发展机制简介及蕴含的契机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作为公约实施文件的《京都议定书》，堪称全人类第一个以条约形式要求承担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义务的执行性文件。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方面:(1)明确各国对控排温室气体应担负责任，要求38个缔约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间，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减5.2%(其中欧盟减8%、美国7%、日本和加拿大各6%,东欧各国减5%～8%。俄罗斯、乌克兰、新西兰维持零增长。由于原排放量较低,澳大利亚的排放量可限制在增长8%,冰岛可增加10%)。发展中国家不作指标性减排要求，但应“在适当情况下和可能范围内”制定规划改进排放模式（2）提出促进实现减排目标的三项机制，第一项称为“排放贸易（EmissionTrading，简称ET）机制”，规定发达国家之间可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难以完成减排指标的国家可花钱从超额完成的国家买入其超出的额度；第二项称为“联合履约（JointImplementation,简称JI）机制”，规定可采用“集团方式”减排，如欧盟各成员国可作为一个整体，只要总量实现排放任务即可。第三项也是最引人瞩目的、与发展中国家联系最密切的一项，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该机制是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控排温室气体领域协作双赢的新颖模式。它允许承担控排义务的国家在另一国(一般为发展中国家)投资能够减少排放量的项目,而减下来的排放数额可返还投资国,用以冲抵其本身的减排义务。相比在本国改造企业排放设施所需的高成本,发达国家更情愿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与改造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实现减排义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下称CDM项目）获得部分资金,同时又引进保护环境的先进技术。

    《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之一，在2012年前所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量都可以进入公开碳市场进行交易。但不可忘记的是清洁发展机制的宗旨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我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只是暂时不需要像大多数发达国家那样承担具体减排指标，2012年后一旦这些发达国家基本实现控排指标，《京都议定书》势必启动第二步，届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首当其冲成为国际社会一致要求严格承担减排任务的对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并抓紧时间完善我国环保建设。

    本文认为，目前在我国充分运用清洁发展机制在发挥市场调节机制方面能为政府及企业双方提供便利。首先，从政府层面看，在我国搞环保建设最大的阻力在于资金和技术，而清洁发展机制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且还提供资金进行环保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有了外来的资金与技术，当地政府就不必再过分地介入减排市场进行硬性规制，而只需出台有关政策规范CDM项目的国内审定和核准，并通过对中介机构及重点行业CDM项目申报程序的培训，帮助国内企业充分的利用好清洁发展机制所提供的各种资源，使我国在温室气体减排市场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其次，从企业层面看，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具体实施的企业提供新的商机。通过引进国外环保技术特别是生产剩余物质的回收和再利用，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及环保成本。而将减排的二氧化碳额度通过审批卖给国

    外碳基金还可获得一笔额外的可观收入。因此，只要企业的CDM项目能够顺利通过，环保方面的资金、技术问题便可在2012年之前暂时搁歇，而且企业也因利益趋势而乐意去开发这类减排项目。由此可见，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带来了全新的可行的市场调节系统，政府只需规范与完善机制的操作程序即可令我国的减排市场至少在2012年之前得到最高速的运行与发展。

三、清洁发展机制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DM执行理事会统计显示（如下图），截至2007年4月30日，已获联合国执行理事会（EB）批准注册的中国CDM项目有71个，占全世界CDM注册项目总数的11.01%,预期实现减排量（简称CER，下同）占世界总预期的42.75%。与之相比较的是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和巴西，其注册项目分别为226和99个，占总项目数的35.04%和15.35%，然而这两个国家预期达到的减排量只占全球的15.35%和12.09%。

从两组数据对比可知，中国以较少的CDM项目获得了巨大的减排量，获批项目含金量甚高，充分说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