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纪戎 女，1944年9月出生，汉族，安徽肥西人。大学学历，工程师。2005年12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现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理事。 

　　对话人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汪纪戎 

　　采访人 本报记者 刘晓星 

　　点击一 

　　焦点关注 

　　2006年节能减排两个约束性指标未能完成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思路　 

　　近十几年来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节能减排的艰巨性 

　　记者:2006年我国节能减排的两个约束性指标都没有完成，请分析原因。 

　　汪纪戎:关于2006年节能减排两个约束性指标没有完成和为什么没有完成的问题是今年“两会”期间会上会下、会内会外的热门话题。 

　　针对2006年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实现这个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分析了5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和重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偏快成为主要原因。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把去年污染物减排任务未能完成的原因放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来剖析，把污染物的增幅放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谈。2006年我国GDP增幅突破指导性指标7.5％，达到10.7％，其中第二产业增幅为12.5％，而高耗能、重污染行业中的钢铁、乙烯、化纤、有色金属、水泥、纯碱、发电、煤炭等8类产品产量增幅分别为25.3％、24.5％、21.7％、17.2％、15.5％、13.4％、12.4％和8％，除煤炭外均高于GDP的增幅。 

　　经济增长的一路飙红是以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增幅9.3％和主要污染物COD、SO2排放总量分别增长1.2％和1.8％为代价的。但2006年主要污染SO2和COD的增幅水平已经是2002年以来的最好成绩了，这说明2006年所付出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如果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几组数据，近年来发展存在的问题就更清楚了。根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2007》分析，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从1978年的17.9吨标煤下降到2004年的5.7吨标煤，年均下降4.5％，成效是明显的。而1998年以后，GDP能耗水平降幅减缓，年均为0.3％，而2002年以后则是连续3年反弹；另一个指标——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从1980年到2000年年均下降4.9％，2000年以来年均降幅减缓为2.7％，2003年后则反弹，2004和2005两年则分别较上年增加0.8％和0.3％。 

　　点击二 

　　焦点关注 

　　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为何未能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关键思路　 

　　节能减排是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挑战 

　　记者:国家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也未能实现年度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您认为主要症结在哪里？ 

　　汪纪戎:近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文明发展道路，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陆续制定出台了11个行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调整外贸结构，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开展循环经济试点。这些引导、限制、激励政策措施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些措施既没能控制住发展速度、也未能实现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无价、资源低价政策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企业没有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以至1983年以来我国能源加工转换效率一直徘徊在70％左右。不完善的考核机制和普遍存在的赶超思维也导致地方官员唯GDP论英雄，组织经济社会活动时也没有节能减排的原动力。加之目前实行的企业评价体系更是与节能减排要求相悖，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则表现为典型的市场失灵、政策失灵和制度失灵。 

　　我国始终未摆脱资源能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未得到根本性转变甚至出现走老路迹象的现实，说明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不强，地方和中央、局部和全局、短期政绩和长远利益存在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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