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持续走软，原油需求上升，疯狂的投机炒作，局部轻微发作的地缘政治紧张。四大因素成为国际原油价格的飞升翅膀。现在没有人怀疑，这个不时觊觎140美元的怪物，不仅是玩玩数字游戏的顽童，而是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安全和多数民众基本生活的幽灵。有人说，第四次石油危机可能到来，有人说，石油危机已经到来。

　　不管是到来还是在路上，关键是怎么应对。面临通胀重压的中国经济，必须有所对策。价格管制是否能够阻断来自国际原油市场的通胀煽动？政府在这场挑战面前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迄今为止，没有统一共识。大概言之，无非两种对立思路：市场的事交给市场去做；或者政府理当出手。

　　政府该不该在场，其实早有样板。1973年阿以冲突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美国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1979年因伊朗革命和两伊战争引发的危机，美国阶段性实施了价格管制——这引发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的极大不满和对OPEC的诅咒；1990年即将到来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引发的危机，美国的政府干预更加积极——从行政手段到司法手段；2008年的这场疑似危机中，美国的政府干预至少已经从国会和检察官们那里开始。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市场发育最充分、自由市场理论最受崇尚的经济体，政府在出面的时候毫无顾忌。这一定让市场万能主义者不可理解。

　　市场的事情，为什么会由政府出面？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中说过：“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除非各方都相信他们能在交易中得到好处，否则就做不成交易。结果，各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协调，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冲突。”但是注意，弗里德曼强调的这幅图景，在“私有的实体”之间是可能完成的。而至少在1973年之后，当石油显示它的附加威力后，就再也不可能为私人完全所有。即使不考虑石油对其下游商品强大的价格控制力，谁都得承认，石油是政治味道浓重的战略商品。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在重要的产油区，比如俄罗斯，石油从私有又重新回到了国有手中——即使为此付出了其他政治代价。

　　石油不是牙刷，它既对通胀有决定性影响，又对政治产生冲击，同时往往集聚巨大资本。对这样的及其类似的市场——比如资本市场、楼市等采取不干预态度，至少是不明智的教条主义。

　　回到中国的应对上来。目前的两难境地在于：在油价猛于虎的现实和局部油荒可能出现的前景下，需要提高石油的有效使用率。但是通常政府补贴只会让效率下降——这一点弗里德曼并没有说错。然而，如果放开油价，又可能使在高位运行的消费价格指数雪上加霜。现在，我们暂时选择了继续价格管制，以期阻断国际油价上涨的冲击。但这并非积极的应对。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政府的作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在近期，从国内准备的角度讲，首先要加快稍显迟缓的战略石油储备进程，即使为此需要付出高昂的现货交易价格成本。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期间油价之所以能稳定在20美元附近，与美国动用了战略石油储备有直接关系。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讲，需要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社会针对石油危机的协调行动中来。在美元开始转强的情况下，协同其他美元资产大国，通过适度的制度安排和交易，吃进美元确保美元走势的转强，是现在就需要与有关国家讨论的事。

　　从长远看，降低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鼓励替代能源产业扩张、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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