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而言，最迫切解决的并非垃圾处理的技术问题，而是如何进行决策体制的变革以及重建公众信任

　　60多岁的赵庆祥，抬手指向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西六建材工贸公司西北角。300余米开外，夕阳金色的余晖照着一段新砌的围墙，里边是一个静寂的工地，小山似的一个土堆高出围墙头数米。

　　“那就是停了工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他告诉《财经》记者。

　　这一北京市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按照计划，本应在2007年3月开工,并于2008年正式投入使用。但从去岁至今，随着周边居民对其污染环境的抗议不断升级，今年6月12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还需进一步论证”，以及“应当在更大范围客观、全面、公开地征求公众意见”为由，正式宣布缓建这一项目。

　　如今，又是三个多月过去了，最终的悬念却仍未解开。《财经》记者先后致电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环保局，答复是，目前该项目正在按环保总局决议，进行进一步论证。

　　显然，在“十一五”期间，北京兴建总日处理量达6500吨的共计四座垃圾焚烧场，从而消化掉这个庞大都市所产生的四成垃圾的宏大构图，正在与时间的赛跑中面临严峻挑战。

　　迄今惟一正在如期兴建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今年夏天以来也因垃圾填埋场散发出来的臭味，引发周边居民强烈抗议，使得其能否按期运行存在了些许疑问。

　　从填埋向焚烧转型

　　没有人真正知道，北京距离垃圾“围城”，到底还有多远？

　　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580万人的“首善之区”，目前每天产生垃圾1.6万吨。其中，无害化处理量1.36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为85.1%。

　　这个处理率，已经远高于全国城市大约50%的平均水平，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却是，北京每天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总能力，仅为10350吨。这意味着，北京市现有的13座卫生填埋场所，大多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北京市政管委宣教处处长郭卫东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介绍，北京最早开始构建现代化的垃圾处理体系，是在上世纪90年代；而最初的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的“家底”，则源自德国政府援助的3900万马克。在德国专家的协助下，北京市最后确定了卫生填埋的处理方案，德方也援建了两个填埋场(北神树、安定)、两个转运站(马家楼、小武基)和南宫堆肥场。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人口迁移的增加，北京市人口急剧膨胀，这套体系很快不堪重负。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人口的膨胀，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带来垃圾，尤其是生活垃圾产生量的阶段性快速增长。

　　世界银行东亚基础设施部于2005年编制的关于《中国固体废弃物管理：问题和建议》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的固体废弃物数量增长如此之快，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有经历过的。预计仅在今后20年中，中国城市就要建设1400座生活垃圾填埋场。

　　实际上，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体废弃物(MSW)制造者。北京，无疑也是这段痛苦历程的见证者之一。

　　北京市目前的垃圾处理，有九成仍在使用卫生填埋技术。不过，如果到2010年，全市日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16620吨的话，随着十座现有垃圾处理设施的陆续关闭，处理能力缺口将进一步加大至每日10770吨。

　　一个出路是新建大型填埋场，以接替即将退役的处理设施并且吸纳新增的垃圾产生量。然而，在北京，这种选择面临着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境，那就是北京城八区的可填埋用地已经基本利用殆尽，能满足大规模填埋场的新建设用地根本就无处寻觅。

　　若仍采用全量卫生填埋的处理技术，据《财经》记者了解，建设一座日处理能力为2000吨的填埋场，按15年服务年限计算，加上辅助设施用地，总共需占用土地面积约600亩。在北京寻找600亩地，已经非常困难；如果再要求不占用基本农田，并且周边500米不得有人畜栖居，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建设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徐文龙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土地已经日渐枯竭的北京而言，垃圾焚烧处理无疑是缓解当前矛盾的有效方式。因为根据美国环保署(EPA)的统计，采用焚烧发电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电力，还可以把固体垃圾的体积减少90%，重量减少75%，同时很多废弃物的毒性在高温焚烧之后也大大降低。

　　北京市市政管委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也对《财经》记者强调，在中国的近邻日本，由于土地更加稀缺，目前已经有超过80%的垃圾都靠焚烧处理。

　　也正因为此，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把焚烧发电作为垃圾处理的转型方向。而恰恰是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

　　信任危机

　　在王维平看来，对垃圾焚烧的担心并无必要。因为垃圾焚烧处理的技术已经很完善。在日本，许多焚烧处理厂就建在市中心；而计划兴建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在采用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之后，其主要有害物质——二恶英的排放，更是可以达到对环境要求十分严苛的欧盟标准。

　　“排放出来的烟气，比厨房里的油烟还干净。”他给《财经》记者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然而，引发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停建风波的，绝非单纯的技术风险这么简单。

　　很简单，因为关于安全性的任何假定，都是假定在正常操作、按照规定运行的前提下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前提本身是否经得起拷问？

　　在距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仅320米远的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宿舍区，70岁的赵玉珍告诉《财经》记者，因为五年前患乳腺癌，身体不适的她出门不多。而一打开窗户，往往就会闻到垃圾填埋场刺鼻的臭气。

　　除非风向影响，恶臭会有规律地在晚上10点以后袭来，直到清晨逐渐消散；她的老伴闫顺发经常被熏得睡不着，只好日夜颠倒，白天睡觉。

　　在距离填埋场约500余米的颐和山庄，业主谢雨也告诉《财经》记者，垃圾的恶臭能把熟睡的人熏醒来，关上门窗都无济于事。

　　“有时候，臭得不行了，只好半夜里爬起来，开车出去狂奔透透气。”她无奈地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垃圾填埋场之所以臭气熏天，主要原因就在于运行管理上的严重违规。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管理规范》，垃圾进场后24小时内，应完成垃圾的摊铺、压实、覆盖工作；经薄层压实作业形成的垃圾填埋作业层，每两米要进行一次覆盖。而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当天运来的垃圾没有压实盖土，作业面积超过规定范围，从而造成了持续、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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